“我一看到鹦鹉下蛋就害怕，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要给它们腾地方、增饲料，愁人。”

  有的人觉得，王鹏被判5年在法律框架内并无不妥；也有人认为，“为外来物种而耗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与法律设立的初衷有偏离。”

  目前，法律界人士的参与让王鹏及其家人看到了希望，他们期待二审能对一审的判决作出修正。

  四年来他投入数百万元养殖鹦鹉，但因有关规定法律一只都没有卖出去，他甚至想把鹦鹉放生，但发现放生也是违法的。

  有网友指出，不加甄别地将《华盛顿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物种，照搬过来认定为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到底合不合理？

  据报道，2016年5月17日，深圳警方来到王鹏位于深圳宝安区的出租屋内，对其逮捕时，当场查获了45只鹦鹉。

  报道称，2016年4月初，王鹏卖了6只鹦鹉，价格约3000元。调查的最终结果显示，6只鹦鹉中，除4只为玄凤鹦鹉外，有两只为小金太阳鹦鹉，学名绿颊锥尾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属于受保护物种。

  2017年3月30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王鹏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3000元。

  对于此案，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等律师，为王鹏在二审中做无罪辩护。

  虽然王鹏案二审开庭时间至今未确定，但网上关于《野保法》的讨论已经沸沸扬扬。

  有网友指出，《华盛顿公约》(CITES，即《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签订的初衷，在于管制而非完全禁止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其用物种分级与许可证的方式，以达成野生物种市场的永续利用性的目的；而国内不加甄别地将《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物种，照搬过来认定为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到底合不合理？“比如俗称‘六角恐龙’的钝口螈，与本次涉案的‘绿颊锥尾鹦鹉’一样，都是《公约》附录二中的物种，但在日本它是可以油炸的食材，而且价格很便宜。”

  “这个东西的养殖太复杂了，我们一切都按合法的来，4年来已经赔了500多万，盈利依然遥遥无期。”

  “王鹏卖鹦鹉案”被报道后，有网友将《野保法》中将所有鹦鹉科的鸟都列为国家保护动物的行为展开讨论。

  阿勇看到后心头一热，他想，在不久的将来，《野保法》会不会对鹦鹉的具体种类给出司法解释呢？

  与王鹏的非法养殖不同，在安徽省从事鹦鹉养殖的阿勇(化名)是有证经营。他目前拥有一个占地16亩的养殖场，里边养有蓝黄金刚、绿翅金刚和非洲灰3种共计160多只鹦鹉。

  “刚开始养鹦鹉是在2002年前后，当时也跟王鹏一样，养它们纯粹是出于热爱。”5月9日，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阿勇如是说。

  在发现鹦鹉市场有利可图之后，他便盘算着把自己的爱好当成一个生意来做，“回来我还特地查了一下，咱们内地的法律对养殖鹦鹉是大力提倡的。”

  1988年通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和驯养繁殖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政府给予奖励。

  从办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以下简称《驯养繁殖许可证》)，到引种、建厂……2013年底，养殖场初具规模。

  但现在阿勇觉得，自己仿佛是掉进了一个坑里，无力逃脱，“这个东西的养殖太复杂了，我们一切都按合法的来，4年来已经赔了500多万，盈利依然遥遥无期。”

  阿勇回忆，他的养殖场最初引进了80只鹦鹉，“20只蓝黄金刚，20只绿翅金刚，40只非洲灰。”

  他说，这三种鹦鹉的前两种是《公约》附录二，“非洲灰”买的时候是《公约》附录二中的，去年被收录进《公约》附录一中了，“都是从浙江的一家鹦鹉养殖企业引进的二代种。”

  “鹦鹉的正常存活时间很长的，有些品种甚至能活80岁。”阿勇介绍，所以在选择养鹦鹉时，他选的都是十几岁的成年鹦鹉。

  “行话叫‘熟对’，当时也是为了尽快盈利，一共花费了380余万元。”阿勇说，引进时的价格都不便宜，以“绿翅”为例，当时买的是10万块钱一对。

  因为当时行情好，养殖场开始运营的时候他也信心满满，以为自己要开创一个蓝海行业，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

  在鹦鹉的养殖过程中，除了一般的《工商营业执照》、《动物检验检疫证之外》，还需要办理《驯养繁殖许可证》，而这些证只是合法养殖的必需，“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养的鹦鹉只能卖给有《驯养繁殖许可证》的组织或个人。”

  按照之前的设想，买来的鹦鹉开始下蛋繁殖是一件喜事，但如今看来，这是一件让他头大的事，“我一看到鹦鹉下蛋就害怕，因为这意味着我要给它们腾地方、增饲料，发愁人。”

  现在阿勇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有时也在想，如果以后没钱运营养殖场了，就干脆把鹦鹉放生了算了，“每年30多万的费用，如果不盈利我坚持不了多久。”

  但查询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后，阿勇“崩溃”了：因为人工养殖的鹦鹉不具备野外自主生存的能力，法律规定，放生鹦鹉等同遗弃，也是违法的！

  阿勇至今搞不懂，为什么一个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被大力提倡人工驯养的动物，在合法的情况下，想以它获利会如此之难。

  对于未来，阿勇很茫然，他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清楚的是，以目前的情况，他也撑不了多久了，“哎！走一天看一天吧，既然已经入坑了，怎么可能轻易就跳出去。”

  “中国的《野保法》相对来讲，比较粗线条，所以在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的认定中，就套用了国际公约或某些红皮书的相关规定”

  在我国1988年通过的《野保法》体系下，保护动物的级别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调整。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刘慧莉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不过最新的《野保法》也有了相关的修正，对于物种的保护级别，五年就要调整一次。”

  “这种调整，是需要跟最新的研究成果相结合的。”刘慧莉说，但在如何保护相关物种、在法律上给予什么样的地位及保障，目前的法律中并没有相关规定。

  曾全程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修订的鸟类保护专家，中国高校动物协会联盟(筹)、海口市野生动物协会秘书长李波，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在国际上，《华盛顿公约》的划分是比较严格和清晰的，但在国内有所不同，中国的《野保法》相对来讲，比较粗线条，所以在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的认定中，就套用了国际公约或某些红皮书的相关规定，“这肯定就存在某些条款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法情的情况。”

  5月9日上午，正在美国参加世界动物博览会的李波说，“在执法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切合、甚至脱离了中国实际的情况。”

  李波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关注一个外来物种，这严重脱离了咱们立法的初衷。”

  而对于类似王鹏所养的“锥尾鹦鹉”的保护，李波认为，这完全可以按照公约上边的要求，监管其养殖、售卖等过程，不违反公约就行了。

  “我一看到鹦鹉下蛋就害怕，因为这意味着我要给它们腾地方、增饲料，愁人。”

  有人认为，王鹏被判5年在法律框架内并无不妥；也有人认为，“为外来物种而耗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与法律设立的初衷有偏离。”

  目前，法律界人士的参与让王鹏及其家人看到了希望，他们期待二审能对一审的判决作出修正。

  四年来他投入数百万元养殖鹦鹉，但因相关法律一只都没有卖出去，他甚至想把鹦鹉放生，但发现放生也是违法的。

  有网友指出，不加甄别地将《华盛顿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物种，照搬过来认定为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到底合不合理？

  据报道，2016年5月17日，深圳警方来到王鹏位于深圳宝安区的出租屋内，对其逮捕时，当场查获了45只鹦鹉。

  报道称，2016年4月初，王鹏卖了6只鹦鹉，价格约3000元。调查结果为，6只鹦鹉中，除4只为玄凤鹦鹉外，有两只为小金太阳鹦鹉，学名绿颊锥尾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属于受保护物种。

  2017年3月30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王鹏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3000元。

  对于此案，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等律师，为王鹏在二审中做无罪辩护。

  虽然王鹏案二审开庭时间至今未确定，但网上关于《野保法》的讨论已经沸沸扬扬。

  有网友指出，《华盛顿公约》(CITES，即《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签订的初衷，在于管制而非完全禁止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其用物种分级与许可证的方式，以达成野生物种市场的永续利用性的目的；而国内不加甄别地将《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物种，照搬过来认定为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到底合不合理？“比如俗称‘六角恐龙’的钝口螈，与本次涉案的‘绿颊锥尾鹦鹉’一样，都是《公约》附录二中的物种，但在日本它是可以油炸的食材，且价格很便宜。”

  “这个东西的养殖太复杂了，我们一切都按合法的来，4年来已经赔了500多万，盈利依然遥遥无期。”

  “王鹏卖鹦鹉案”被报道后，有网友将《野保法》中将所有鹦鹉科的鸟都列为国家保护动物的行为展开讨论。

  阿勇看到后心头一热，他想，在不久的将来，《野保法》会不会对鹦鹉的具体种类给出司法解释呢？

  与王鹏的非法养殖不同，在安徽省从事鹦鹉养殖的阿勇(化名)是有证经营。他目前拥有一个占地16亩的养殖场，里边养有蓝黄金刚、绿翅金刚和非洲灰3种共计160多只鹦鹉。

  “刚开始养鹦鹉是在2002年前后，当时也跟王鹏一样，养它们纯粹是出于热爱。”5月9日，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阿勇如是说。

  在发现鹦鹉市场有利可图之后，他便盘算着把自己的爱好当成一个生意来做，“回来我还特地查了一下，咱们内地的法律对养殖鹦鹉是大力提倡的。”

  1988年通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和驯养繁殖方面成绩非常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政府给予奖励。

  从办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以下简称《驯养繁殖许可证》)，到引种、建厂……2013年底，养殖场初具规模。

  但现在阿勇觉得，自己仿佛是掉进了一个坑里，无力逃脱，“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养殖太复杂了，我们一切都按合法的来，4年来已经赔了500多万，盈利依然遥遥无期。”

  阿勇回忆，他的养殖场最初引进了80只鹦鹉，“20只蓝黄金刚，20只绿翅金刚，40只非洲灰。”

  他说，这三种鹦鹉的前两种是《公约》附录二，“非洲灰”买的时候是《公约》附录二中的，去年被收录进《公约》附录一中了，“都是从浙江的一家鹦鹉养殖企业引进的二代种。”

  “鹦鹉的正常存活时间很长的，有些品种甚至能活80岁。”阿勇介绍，所以在选择养鹦鹉时，他选的都是十几岁的成年鹦鹉。

  “行话叫‘熟对’，当时也是为了尽快盈利，一共花费了380余万元。”阿勇说，引进时的价格都不便宜，以“绿翅”为例，当时买的是10万块钱一对。

  因为当时行情好，养殖场开始运营的时候他也信心满满，认为自身要开创一个蓝海行业，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

  在鹦鹉的养殖过程中，除了一般的《工商营业执照》、《动物检验检疫证之外》，还需要办理《驯养繁殖许可证》，而这些证只是合法养殖的必需，“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养的鹦鹉只能卖给有《驯养繁殖许可证》的组织或个人。”

  按照之前的设想，买来的鹦鹉开始下蛋繁殖是一件喜事，但如今看来，这是一件让他头大的事，“我一看到鹦鹉下蛋就害怕，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要给它们腾地方、增饲料，发愁人。”

  现在阿勇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有时也在想，如果以后没钱运营养殖场了，就干脆把鹦鹉放生了算了，“每年30多万的费用，如果不盈利我坚持不了多久。”

  但查询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之后，阿勇“崩溃”了：因为人工养殖的鹦鹉不具备野外自主生存的能力，法律规定，放生鹦鹉等同遗弃，也是违法的！

  阿勇至今搞不懂，为什么一个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被大力提倡人工驯养的动物，在合法的情况下，想以它获利会如此之难。

  对于未来，阿勇很茫然，他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清楚的是，以目前的情况，他也撑不了多久了，“哎！走一天看一天吧，既然已经入坑了，怎会是轻易就跳出去。”

  “中国的《野保法》相对来讲，比较粗线条，所以在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的认定中，就套用了国际公约或某些红皮书的相关规定”

  在我国1988年通过的《野保法》体系下，保护动物的级别几十年来始终没调整。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刘慧莉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不过最新的《野保法》也有了相关的修正，对于物种的保护级别，五年就要调整一次。”

  “这种调整，是需要跟最新的研究成果相结合的。”刘慧莉说，但在如何保护相关物种、在法律上给予什么样的地位及保障，目前的法律中并没有相关规定。

  曾全程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修订的鸟类保护专家，中国高校动物协会联盟(筹)、海口市野生动物协会秘书长李波，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在国际上，《华盛顿公约》的划分是比较严格和清晰的，但在国内不一样，中国的《野保法》相对来讲，比较粗线条，所以在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的认定中，就套用了国际公约或某些红皮书的相关规定，“这肯定就存在某些条款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法情的情况。”

  5月9日上午，正在美国参加世界动物博览会的李波说，“在执法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切合、甚至脱离了中国实际的情况。”

  李波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关注一个外来物种，这严重脱离了咱们立法的初衷。”

  而对于类似王鹏所养的“锥尾鹦鹉”的保护，李波认为，这可完全按照公约上边的要求，监管其养殖、售卖等过程，不违反公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