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红外套的男子：妇科医生波齐与世纪末的法国》 朱利安巴恩斯 著 郭国良 译 译林出版社

  当地时间2020年1月30日，欧洲联盟正式批准英国“脱离”欧洲联盟，为英国前首相大卫卡梅伦2013年首提“脱欧”以来的种种争端画下了句号。然而，“脱欧”的代价不仅仅是大卫卡梅伦、特丽莎梅的先后下台，还有高昂的“分手费”，加之乌克兰危机的后续不利影响，特别是通货膨胀高企，起初为在欧洲内部获得更大利益而采取的口头威胁，正在让英国民众付出沉重的代价，英国也逐渐陷入孤立之中。

  比起积极申请、等待了三十多年仍未进入欧洲联盟、本国领导人甚至声称毫无期待的土耳其，英国公投决定“脱欧”让人匪夷所思。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局内人和局外人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并不相同：局外人希望分一杯羹，局内人则另有打算。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英国保留发行自己独立的货币英镑，因而并非欧元区国家，远远称不上与欧洲联盟同气连枝，加上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英国长期独立于欧洲大陆事务），在欧洲债务危机的漫长阴影下，“脱欧”的声音甚嚣尘上，最终演化至覆水难收的地步，似乎也不足为奇。

  虽然成功“脱欧”，但是难免几家欢喜几家愁，倍感忧愁者中，就有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

  熟悉巴恩斯的读者，想必都知道他的“亲法”身份文学意义上的他的小说《福楼拜的鹦鹉》摘得法国美第奇文学奖，《尚待商榷的爱情》荣获费米娜文学奖，本人还因为小说创作被授予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军官、司令勋章，甚至是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除了小说创作之外，巴恩斯的艺术评论也颇具眼光，其评论集《没什么好怕的》就以小说家的犀利赋予艺术解读新的可能。然而，在《穿红外套的男子》中，巴恩斯将目光投向了一位法国妇科医生波齐。

  塞缪尔让波齐是一个意大利新教徒家族的后代，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母亲是一位中上阶层女性。波齐幼年丧母，继母则是位英国女子，他“从小讲法语和英语”。大学时，波齐学习医学，特别是妇科学（不知是否与母亲生育后“心力交瘁”、在他十岁那年早逝有关）。波齐爱国，在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担任军医，用专业知识为国奉献，但他不狭隘、不极端，积极将李斯特提倡的石炭酸消毒法引入外科手术，进而拯救了许许多多孕妇的生命，并与国际同行终生保持学术交流，堪称职业上的世界主义者。

  波齐这个“外省中产阶级”，原本无法跻身巴黎上流社会社交圈，但是他身上散发着“中产阶级悦人的快乐”，这造就了他“圆滑的社交谋士”身份，加之他是个丹第或曰花花公子，同时格外精于妇科，特别是怀孕、分娩等事务，使之得以进入罗贝尔德孟德斯鸠爵士、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王子等人的圈子，进而结识了法国、英国、美国的上流社会名人，串联起若利斯-卡尔于斯曼、莫泊桑、奥斯卡王尔德、亨利詹姆斯等小说家，莫奈、塞尚、约翰辛格萨金特、乔瓦尼博尔迪尼等艺术家，共同谱写一部激昂的“美好年代”奏鸣曲。

  “美好年代”指1871年普法战争后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时期，期间，欧洲大陆总体和平，经济、文学、艺术繁荣发展。当然，这是后来人归纳时的说法，时人如今人一样有各自的烦恼忧愁：有一言不合挑起决斗者，有汲汲于寻找艳遇者，有愤愤于被人写进小说成为笑谈者，不一而足。不可否认，书中涉及的名人几乎很少有道德模范，甚至可以说是“背德者”，但如果能够越过伦理评判，则可以发现他们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和性格优缺点的魅力：他们跟你我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个体，拒绝向道貌岸然的世俗社会妥协，真诚地做自己，无论当时声名远播还是臭名昭著。

  波齐个人的情史，也是书中的重点，尽管就戏剧性而言，相较其他人物“略逊一筹”。33岁的波齐与泰蕾兹相遇时，后者23岁，在波齐的激情攻势下，泰蕾兹很快点头。然而婚后不久泰蕾兹即遭遇精神危机，一度希望选择离婚，后来为了子女选择放弃，直至波齐离世这对外人眼中鹣鲽情深的夫妇实际上早已貌合神离。就像波齐和其他人物的生命历程一样，泰蕾兹精神危机的具体原因不详，但很可能与波齐多次不忠有关。可由于信仰的缘故，他们从未彻底分道扬镳。

  波齐的一生经历了普法战争、德雷福斯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我们可以称之为时代见证。然而，巴恩斯拒绝将其刻画成时代的注脚，反而充分挖掘出波齐身上的复杂性，以及他参与其中的“美好年代”生活史，借此浇自己的块垒。在他看来，波齐“理性、严谨、进取、有国际情怀且探求欲旺盛；他热情、好奇地迎接崭新的每一天”，虽然有过誉之嫌，但是推崇之情溢于言表。波齐们不是英雄，后人也不需要行为指南，但他们的世界主义精神，将目光投向世界而非局限本国的气质，百余年后依然能够引起共鸣。

  《穿红外套的男子》是一本很难归类的书，乍看之下是非虚构人物评传，但细读后又可称作“美好年代”文化史。在这个时期，马奈、塞尚、莫奈等画家声名鹊起，印象派、新印象派、象征派、野兽派等艺术新团体层出不穷，涤荡着笼罩于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说教的庄重氛围，为艺术乃至人生注入了新鲜而澎湃的血液。这群为艺术而艺术、或让人生模仿艺术的先锋，破坏了传统的前沿，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作者为书评人）

  《穿红外套的男子：妇科医生波齐与世纪末的法国》 朱利安巴恩斯 著 郭国良 译 译林出版社

  当地时间2020年1月30日，欧洲联盟正式批准英国“脱离”欧洲联盟，为英国前首相大卫卡梅伦2013年首提“脱欧”以来的种种争端画下了句号。然而，“脱欧”的代价不仅仅是大卫卡梅伦、特丽莎梅的先后下台，还有高昂的“分手费”，加之乌克兰危机的后续不利影响，特别是通货膨胀高企，起初为在欧洲内部获得更大利益而采取的口头威胁，正在让英国民众付出沉重的代价，英国也逐渐陷入孤立之中。

  比起积极申请、等待了三十多年仍未进入欧洲联盟、本国领导人甚至声称毫无期待的土耳其，英国公投决定“脱欧”让人匪夷所思。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局内人和局外人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并不相同：局外人希望分一杯羹，局内人则另有打算。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英国保留发行自己独立的货币英镑，因而并非欧元区国家，远远称不上与欧洲联盟同气连枝，加上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英国长期独立于欧洲大陆事务），在欧洲债务危机的漫长阴影下，“脱欧”的声音甚嚣尘上，最终演化至覆水难收的地步，似乎也不足为奇。

  虽然成功“脱欧”，但是难免几家欢喜几家愁，倍感忧愁者中，就有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

  熟悉巴恩斯的读者，想必都知道他的“亲法”身份文学意义上的他的小说《福楼拜的鹦鹉》摘得法国美第奇文学奖，《尚待商榷的爱情》荣获费米娜文学奖，本人还因为小说创作被授予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军官、司令勋章，甚至是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除了小说创作之外，巴恩斯的艺术评论也颇具眼光，其评论集《没什么好怕的》就以小说家的犀利赋予艺术解读新的可能。然而，在《穿红外套的男子》中，巴恩斯将目光投向了一位法国妇科医生波齐。

  塞缪尔让波齐是一个意大利新教徒家族的后代，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母亲是一位中上阶层女性。波齐幼年丧母，继母则是位英国女子，他“从小讲法语和英语”。大学时，波齐学习医学，特别是妇科学（不知是否与母亲生育后“心力交瘁”、在他十岁那年早逝有关）。波齐爱国，在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担任军医，用专业知识为国奉献，但他不狭隘、不极端，积极将李斯特提倡的石炭酸消毒法引入外科手术，进而拯救了许许多多孕妇的生命，并与国际同行终生保持学术交流，堪称职业上的世界主义者。

  波齐这个“外省中产阶级”，原本无法跻身巴黎上流社会社交圈，但是他身上散发着“中产阶级悦人的快乐”，这造就了他“圆滑的社交谋士”身份，加之他是个丹第或曰花花公子，同时格外精于妇科，特别是怀孕、分娩等事务，使之得以进入罗贝尔德孟德斯鸠爵士、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王子等人的圈子，进而结识了法国、英国、美国的上流社会名人，串联起若利斯-卡尔于斯曼、莫泊桑、奥斯卡王尔德、亨利詹姆斯等小说家，莫奈、塞尚、约翰辛格萨金特、乔瓦尼博尔迪尼等艺术家，共同谱写一部激昂的“美好年代”奏鸣曲。

  “美好年代”指1871年普法战争后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时期，期间，欧洲大陆总体和平，经济、文学、艺术繁荣发展。当然，这是后来人归纳时的说法，时人如今人一样有各自的烦恼忧愁：有一言不合挑起决斗者，有汲汲于寻找艳遇者，有愤愤于被人写进小说成为笑谈者，不一而足。不可否认，书中涉及的名人几乎很少有道德模范，甚至可以说是“背德者”，但如果能够越过伦理评判，则可以发现他们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和性格优缺点的魅力：他们跟你我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个体，拒绝向道貌岸然的世俗社会妥协，真诚地做自己，无论当时声名远播还是臭名昭著。

  波齐个人的情史，也是书中的重点，尽管就戏剧性而言，相较其他人物“略逊一筹”。33岁的波齐与泰蕾兹相遇时，后者23岁，在波齐的激情攻势下，泰蕾兹很快点头。然而婚后不久泰蕾兹即遭遇精神危机，一度希望选择离婚，后来为了子女选择放弃，直至波齐离世这对外人眼中鹣鲽情深的夫妇实际上早已貌合神离。就像波齐和其他人物的生命历程一样，泰蕾兹精神危机的具体原因不详，但很可能与波齐多次不忠有关。可由于信仰的缘故，他们从未彻底分道扬镳。

  波齐的一生经历了普法战争、德雷福斯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我们可以称之为时代见证。然而，巴恩斯拒绝将其刻画成时代的注脚，反而充分挖掘出波齐身上的复杂性，以及他参与其中的“美好年代”生活史，借此浇自己的块垒。在他看来，波齐“理性、严谨、进取、有国际情怀且探求欲旺盛；他热情、好奇地迎接崭新的每一天”，虽然有过誉之嫌，但是推崇之情溢于言表。波齐们不是英雄，后人也不需要行为指南，但他们的世界主义精神，将目光投向世界而非局限本国的气质，百余年后依然能够引起共鸣。

  《穿红外套的男子》是一本很难归类的书，乍看之下是非虚构人物评传，但细读后又可称作“美好年代”文化史。在这个时期，马奈、塞尚、莫奈等画家声名鹊起，印象派、新印象派、象征派、野兽派等艺术新团体层出不穷，涤荡着笼罩于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说教的庄重氛围，为艺术乃至人生注入了新鲜而澎湃的血液。这群为艺术而艺术、或让人生模仿艺术的先锋，破坏了传统的前沿，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作者为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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