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博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管，世界知识出版社主办，为国家百种重点期刊之一。创刊于1984年...

  飞机的广播中开始通知乘客还有十多分钟就要在德黑兰机场降落了，一时间女乘客们纷纷行动，掏出围巾往头上裹，而男乘客们则饶有兴趣的看着这场变魔术一般的“行动”。正如我之后在一家餐馆的墙上看到一张海报上写的那样：“戴头巾是我国的法律，请遵守这项法律。”因此，即便是外国游客也必须遵守。

  在去伊朗之前，曾看到有人提到过在伊朗看到的一句话：“裹在黑袍子里的女人，是一颗蚌壳里的珍珠”，也听说过伊朗有风纪警察，专门抓衣着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人，心中不免惴惴于衣着问题。但走进伊朗之后却发现情况跟自已的预想很不一样。

  在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时期，国王礼萨•沙推进西化改革，在1936年宣布戴头巾为非法，因此伊朗妇女们曾有过一段不戴头巾的日子。但在1979年革命以后，妇女们又遵照法律重新戴上了头巾。

  在如今的伊朗，走在德黑兰、伊斯法罕这些大城市的街头不难发现，虽然必须得戴头巾，但是许多年轻女子却想办法把头巾戴得风情万种。她们往往在脑后挽着高高的发髻，再将头巾搭在发髻上，而不是将一头秀发裹得严严实实。头巾的颜色也不单单是黑色，而是五颜六色或是带着各种图案花样的。至于衣着，虽然必须得穿长袖并且长度过臀部的衣服，时髦的女性们也喜欢的是长款的风衣或是衬衫，不少人还会在腰间束上腰带，尽显窈窕的身姿，服装的颜色同样也不仅是黑色。

  而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的阿里卡普宫，我就看到了这么一位带着孩子的女士，黑色的丝巾松松地搭在发髻上，露出红色的额发，一身修身的绿色衬衫，袖子的长度甚至只到手肘下面一点，搭配着牛仔裤和高跟凉鞋，显得很优雅时尚。而她的丈夫跟在后面帮她拿着皮包，还不时为她和孩子照相。在注意到我的目光后，这位女士还大方地向我问好，自我介绍说她叫法蒂玛，是从伊朗南部来伊斯法罕旅游的。虽然她对中国的了解只有长城和，但是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看看。

  我们也不时能清楚看到一身黑袍的妇女坐在丈夫身后，乘着摩托飞驰而去，更常见情侣夫妻手拉手地出行，甚是亲密。而询问是不是能够拍照之后，女孩们也经常是大大方方地对镜头绽放笑容。更有趣的是在以古代丝路名城卡尚我们碰到的一群小学女生，明白我们来自中国以后又激动又好奇地跑来跟我们握手，争先恐后地在我们的镜头前摆好姿势照相。

  “伊朗妇女在社会所有的领域比其它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拥有更高地位。”在数年前，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特使莫斯勒霍丁在对伊朗共和国通讯社发表讲线年《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中也提到，伊朗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统玛苏梅•埃卜特卡尔称，在革命之后，妇女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很大提高，在伊朗，女童受教育率为97％，女高中生中的60％多可以考入大学。在政府部门中，1/4的部里有女性副部长，在议会中有13名女性议员。她认为，伊朗政府重视妇女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促进妇女事业，保护妇女权益，形成了自己的妇女发展模式，但西方国家并不了解这些。

  不过在伊朗我们仍能经常感到严守的“男女之大防”。当我们伸出手准备与伊朗司机握手问好时，对方尴尬了一瞬间，摆摆手说：“这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机场的安检都分为男女两条通道，在地铁里有女性专用车厢，男子绝对不能进入；公交车的车厢也分为男女部分，尽管像德黑兰可怕的下班高峰期公交车站可谓是“人山人海”，但是男女各聚集在一边，车一来，大家各自上一道车门。一般来说男性部分占车厢2/3，而不管车厢里是多么地拥挤，男女部分之间那一道横着的栏杆仍然使得大家保持了些许的距离。

  而到了亚兹德这样相对传统保守的城市甚至更小的村镇，大多数妇女不管年老还是年轻，还是穿着一身黑袍，头巾将头发裹得一丝不露，再从头到脚披上一块黑纱。

  在德黑兰的伊朗国家博物馆，我们认识了阿明。他是德黑兰一所大学英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瘦瘦高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非常斯文，有几分国内所说的文艺青年的模样。阿明曾经在中国义乌干过一段时间贸易，但因为不喜欢经商而又回国读研。

  阿明喜欢读书和看电影。“我看电影从来都是先看导演是谁，因为一部电影的好坏主要在于导演。”阿明说道。金基德、库布里克、马丁•斯科塞斯几位的作品都是他的最爱，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库布里克的《发条橙》。前段时间阿明还在电影院看了马丁•斯科塞斯电影《雨果》，重口味的导演也能导出如此小清新的作品让他感觉到很吃惊，但是他仍然很喜欢这部片子，而且影片的3D效果很不错。

  “还好吧，说老实话我不是很喜欢《一次别离》。”阿明说，“因为太忧伤了，而且是开放式结局，我依旧是觉得让人心情愉悦一点的电影。”

  而对于这一部优秀的电影能否表现伊朗的现实，阿明表示，电影所展现的只是伊朗的一部分而已。当我顺道问起，根据教义，男子是可以娶一个以上的老婆，伊朗现在是否有一夫多妻的情况？阿明摇头说道：“一个老婆就已经够受了，就别说更多的了！现在大家都想明白了，所以绝大多数都是一夫一妻。”

  虽然聊了很久关于电影的话题，但是很遗憾，阿明对中国导演的作品所知不多，他对于中国电影的全部认识集中在三个演员身上：Bruce Lee（李小龙）、Jackie Chan（成龙）和Jet Lee（李连杰），这几位的功夫片他差不多都有涉猎，而他本人也是一个中国功夫的爱好者。

  为了验证自己是一个练家子，阿明还郑重其事地找了一块开阔地表演了一番自己练了一年有余的太极。练毕，还掏出手机给我展示了里面存着的一部英文版的《道德经》说：“我十分喜爱中国的道家思想，里面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

  临别时，阿明不忘让我写下之前提到的那部BBC新剧《神探夏洛克》的名字，因为他一直对小时候看过的英剧《福尔摩斯探案集》念念不忘，所以很想看看这部全新演绎的剧集。至于片源，他倒是并不发愁，因为能用BT下载。

  虽然这是全世界年轻人都会干的事，但是长期受到西方媒体对这个国家的描述的影响，难免不会产生一些固有的想法。尤其是此前有报道称伊朗要用内联网代替互联网，阿明的话让我这一个国家的网络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的一家名叫“丝绸之路”的旅馆兼餐馆是当地开放旅游后的第一家旅馆。一个背包客模样的意大利人坐在庭院中一边喝着红茶，一边在用旅馆的Wifi上Skype和朋友聊天聊得不亦乐乎，而来此吃午饭的我们坐在邻桌，很习惯地在点菜的间隙用手机刷起了新浪微博。

  事实上，“丝绸之路”只是伊朗众多提供免费Wifi的旅馆中的一家。而除了Google、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等几个网站在点击之后没办法进入以外，互联网的使用并没有很大的障碍，网速也尚可。只不过却过发生一个插曲：有一天忽然所有外网都不能上了。天空中也传来直升机的声音，不免让人心中疑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紧急状况。幸而此时国内的朋友发来短信告知由于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大幅贬值，引发民众不满，在德黑兰等几个大城市都有集会，方感慨，自己对发生在身边的新闻还不如半个地球之外的友人了解得迅速。

  里亚尔的大幅贬值无疑是美国对伊朗封锁和挤压的一个表象。德黑兰，早已撤走的美国使馆大门紧闭，使馆的墙上画着骷髅头的自由女神像。同样的自由女神像也出现在街头一些建筑物的墙上，还写着：“Down With America！”（和美国一起沉没）的字样。因此，当我在旅馆的电视上看到CNN的时候着实有些吃惊。这或许是对游客的一种特殊优待，但想到两方的政府首脑经常隔空唇枪舌战，美媒上“邪恶轴心”的言论也不鲜见，在这里能看到CNN的确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除了CNN等少数几个外国电视台以外，电视能收到的大多数是伊朗的电视台。儿童频道会播出动画片——包括迪斯尼动画片，还有少儿节目——不过小女孩都戴着头巾，中间穿插着一些有趣的广告，比如薯片广告；新闻频道也会有女主播去新闻现场采访，不过也是戴着头巾；一些电视台会播出伊朗的情景喜剧或是硬汉电影，也会播出在伊朗经常能看到大家看得津津有味的外国电视剧——韩国古装剧；宗教频道里戴着黑色缠头的毛拉正在向台下的教众宣讲，体育频道在转播最新的欧洲冠军杯的比赛，而英语频道的主持人正在播报国际新闻。

  虽然深受美国挤压，但是问起一些伊朗人对于英美的态度，他们却仍然表示他们对于普通的英美民众并没什么敌意。伊朗大学生阿明就说：“其实我们对美国和英国的普通人没什么意见。那都是国家间的事情。”我们的翻译麦赫迪则说：“我们并没有阻止美国游客来，他们来伊朗其实挺安全的，恐怕是美国政府不肯放他们出来吧。”

  他们都表示“我们这儿没什么美国的东西”，在伊朗常见的车除了伊朗本地品牌就是日本和法国车，在街上经常能够正常的看到三星和LG的广告，家用电器店还能看到博世的标志，据说在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还有个山寨美式炸鸡的牌子叫QFC。

  但是你还是能在伊朗发现美国产品不多的影子，比如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比如时髦青年手里的苹果手机。更不可思议的是人给我留下了Facebook地址，看着我惊讶的眼神，对方不屑地表示：“你不会‘翻墙’吗？”

  在德黑兰飞往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的飞机上，身边一位年轻的伊朗妇女腼腆地用不太流利的英语问我是否从“秦”来的——在波斯语中，中国的发音是“qin”，正是源自于中国古代的秦朝，因此每逢有人问起，总有一种时空穿越之感。原来她来自设拉子，在德黑兰大学读书，正在上研究生，学的课程是公共管理。因此我不免问起毕业后要从事的职业，她却告诉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家庭妇女，所以暂时不考虑以后就业的问题，这次回设拉子就是去跟在家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过周末的，对于她追求更高的教育，丈夫并未觉得不妥。

  早有耳闻伊朗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是出了名的高，却不曾想已婚的家庭妇女也会去大学里深造，难怪有报道称现在伊朗的大学里女生的比例大幅度增长，有些学校的新生中女生的录取率甚至达到了80%以上。这甚至引起了伊朗保守派的担心与不满，还希望采取一定的措施限制女生入学人数。但是女性慢慢的变多地追求更高等的教育，并且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德黑兰的上下班高峰期，能够正常的看到身着利落的黑色风衣，挎着皮包的职业女性匆匆上下公车，在伊斯法罕的阿里卡普宫和德黑兰的戈勒斯坦宫，能够正常的看到正在修复壁画的考古专业的女大学生。而在伊朗最著名的历史遗迹波斯波利斯，一位女大学生还交给我们两张问卷，请我们填写对伊朗旅游景点的各项指标的满意度，“我们是想借课外实习的机会，提升伊朗旅游业的服务的品质”，她们用英语对我说。

  此前伊朗数据统计管理局曾归纳各种参数，全国各地的离婚率是结婚率的两倍。该报告总结广大青年不愿结婚的理由，最终指出伊朗青年不愿结婚的最根本原因是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文化既是导致青年推迟结婚的重要的因素，也促使离婚率不断高涨。

  设拉子是伊朗著名的“夜莺与玫瑰之城”。这里是波斯文明的发祥地，拥有许多仿佛来自《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有鸣禽歌唱，鲜花绽放，清泉流淌”的花园，还是两位伊朗古代诗坛巨擘萨迪和哈菲兹的故乡。此前就对伊朗人喜欢诗歌有所耳闻，而在设拉子机场，一位伊朗工程师就告诉我们，伊朗家家都有哈菲兹的诗集，在他看来，这些诗歌虽然创作于13、14世纪，但至今读起来完全不觉得过时，语言仍然和现在非常贴近。而他也不时会拿出哈菲兹诗集出来读一读，尤其是有事情悬而未决，心生忧虑的时候，因为传说哈菲兹的诗歌能够占卜未来。

  在设拉子的花园和诗人的墓园前，我们就见到了用哈菲兹的诗为游客进行占卜的人。他们常常一首拿着一只小鸟，一手拿着装满了诗签的盒子，如有人问卜，算命人就会让小鸟去叼出签盒里的一张诗签，上面写有哈菲兹的一首诗，里面就包含着对问卜者命运走向的预示。不管占卜是不是真的灵验，伊朗人对哈菲兹的喜爱却是显而易见的。在哈菲兹的墓前，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拿着一本哈菲兹的诗集念上几段，而在亚兹德的一个伊朗传统武术馆里，伴唱的小伙子配着激越的鼓声唱起的竟是哈菲兹的一首用夜莺与玫瑰比喻爱人的缠绵悱恻的诗歌。

  在设拉子一个长满柏树、石榴和玫瑰的花园里，我曾“不合时宜”地问过一个游园的伊朗人是否为有几率发生的战争担心过。这位当地人表示，自己经历过两伊战争，设拉子也曾经遭受过炮火的袭击，他知道战争有多么可怕。虽然在他看来美国未必会对伊朗动武，但是常年的制裁已经让伊朗的经济情况大不如前了，游客的减少就是一个明显的表征。像设拉子这样的旅游城市本来是有很多外国游客的，现在不仅是西方游客，就连以前很喜欢来旅游的日本游客也不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日子还是得过下去，”他说，“就像哈菲兹说的那样，及时行乐吧。”

  此时，忽然能够理解伊朗人对于哈菲兹的热爱，诗人的抒情诗里那些追求美好生活，劝导人们丢弃忧伤，及时行乐，满含神秘主义色彩和哲理的诗句，对这些生活在制裁与封锁中，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心灵的慰藉。

  伊斯法罕的33孔桥建成于伊朗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国王时期，是旅游者和当地人都非常喜爱的一个景点。夜幕降临时，桥上亮起的灯就会把大桥变成橘黄色，而人们就在桥上散步，在桥洞里聊天，在河边抽水烟。一个游客模样的中年妇女向我打了招呼，从她纯熟的美式发音和不那么严格的衣着打扮，我本以为她是个美国游客，没想到一聊之下才得知，她是伊斯法罕人，已经移民美国20年了，但是她还是常常回到伊朗来看望留在这里的亲人。“你喜欢伊斯法罕吗？”她问道，“我觉得这里是最让人愉悦的城市了。”从她充满感情又略带留恋的语气中，仍然能够感觉到故乡对于她来说是难以割舍的。

  此时，我不免想起在一个在中国上小学的伊朗裔女孩小华的作文：“我的家乡在伊朗的德黑兰，那里被雪山环抱着，冬天很美。”她的父母早年就移民加拿大，她也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因为做工程师父亲被派到到中国来工作而在中国上起了小学。她的自我认知是：“我是一个加拿大人。”事实上或许也是如此，因为在中国上了几年小学之后，小华和她的父母与哥哥一起回到了加拿大。而从小长在加拿大的她从未去过伊朗，更未见过德黑兰的雪山，这一切恐怕都是她的父母告诉她的。

  2011年，流亡海外的伊朗已故末代国王•礼萨•巴列维的小儿子阿里礼萨•巴列维4日在美国东北部城市波士顿的家中开枪自杀身亡。其兄礼萨称，阿里礼萨•巴列维这些年来为他的家庭与国家遭受的苦难悲伤不已，饱受忧郁症折磨，一直无法康复。而巧合的是，他们的妹妹蕾拉十年前同样因为“心理创伤”自杀身亡，此前她也曾表示过对已经没办法回去的故土的浓浓思念。

  于是，我又向翻译麦赫迪谈起那部讲述一对伊朗夫妻围绕移民问题最后闹得家庭破裂的电影《一次别离》。在他看来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倒是颇为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其实移民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重点是你的英语很好，又有一技之长，比如你是理工科类的人才移民就更容易一些。”麦赫迪说。不少人都琢磨着移民，他的一些亲戚就移民去了美国和加拿大。

  伊朗人移民美国的确实不少，最有名的恐怕是网球名将阿加西——他是出生在拉斯维加斯的伊朗后裔，还有Ebay网的总裁皮埃尔•奥米戴尔。伊朗移民在美国最大的聚居地位于加州，在洛杉矶市、圣何塞和奥兰治县尤为集中。洛杉矶地区的伊朗移民最为集中，该市著名的比佛利山地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伊朗移民。根据麻省理工学院2004年的一项调查，26.2％的伊朗移民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居全美国67个族群之首。在商界和学术界领域伊朗人都很擅长，在2007年，比佛利山庄还选出了一位伊朗裔的市长。

  但是对于麦赫迪来说，故乡却是他永远不能离开的。当他回忆起小时候由于父母忙于工作，自己是由外祖母带大的，外祖母穿着伊朗的近代王朝卡伽王朝时期的传统服装，给他讲了许多《列王记》和《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故事，会做很好吃的食物。我不免想起那部伊朗动画片《茉莉人生》里的外祖母形象来。

  因为从小生活在老人身边，麦赫迪对于传统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你知道我最喜欢的伊朗城市是哪一个吗？是亚兹德。因为那里非常地传统，人们还像过去一样生活。人与人之间相处比较好，犯罪率很低，生活也井井有条。”麦赫迪说。他不喜欢德黑兰，因为德黑兰是一个污染严重，交通堵塞的城市，而且那里太过开放，充分地体现了受到西方价值观冲击的结果：犯罪率高、离婚率高、婚前性行为和同居现象也慢慢变得多。

  尽管一边愤世嫉俗地表示着如今的社会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是麦赫迪却又觉得伊朗不应该像现在这么封闭，应该更加开放，经济应该有更大的发展。他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总是带着几分羡慕，在他和我们碰到的一些伊朗人心目中，当今世界头号人物是美国，二号人物则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