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斐的工作室“藏”在某艺术园区的一幢老式办公楼内，楼下咖啡店里面坐满了时髦的年轻人。电梯门打开，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奇特世界：1990年代风格的办公室被打通成一个大开间，每个角落都看似随意地摆放着仿佛穿越而来的玩意，让人忍不住凑近了观瞧。

  竹编的一桌四椅让人不禁想象艺术家招待朋友们喝茶的场景，老电影海报曾张贴在已经消失的红霞影剧院里面，与之遥遥呼应的是同样影剧院里搬出来的两个观众坐椅。

  工作室内叠放着的两只笼子里，一只居住着工作室的吉祥物波兰鸡小红（它也参与了这次拍摄），此刻它正啄着自己的玩具。另一只笼子里的母鸡蹲着一动不动，再一看，却是假的。工作室的一角可以拉上围帘幕布，坐在老式电影院的坐椅上，用投影仪播放曹斐这些年来的影像作品。时间和空间在这里随意交叠，不经意间流露出艺术家20余年创作生涯中的草蛇灰线。

  今年夏天，曹斐与五条人合作了他们在广州体育馆的巡回演唱会“大时代歌厅”。

  脚手架，霓虹灯，“前方施工，敬请绕道”的路牌，舞台如同搭建在一座工地之中。巨大的红色高跟鞋和塑料桶，营造出荒诞而热烈的氛围。演出最后一首《阿琳娜》，去年曾在曹斐个展《拉格朗日冰室》开幕式上表演的音乐人朱婧汐，再次以赛博章鱼的造型登场，为这场魔幻现实主义的演出再添一丝超现实的气息。

  曹斐是这场万人演唱会的艺术导演，她将广州独特的城市风情和五条人音乐的精神内核，以及充满个人风格的装置、影像、舞台造型结合在一起，打造出一场“大型摇滚戏剧”。

  身在现场的观众沉浸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演出还有个特殊的嘉宾，她是曹斐作品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形象之一：2006年的影像作品《谁的乌托邦》中那个穿着漂亮裙子、在车间里跳孔雀舞的女工。

  只不过现在她已经变换了身份。她说，曹老师让她看见了外面的世界，鼓励她离开工厂去外面追梦。后来，她担任过一个创意园区的CEO，现在自己开了家英语培训机构。曹斐有点感慨，“这很难想象，是吧？”

  2005年，曹斐为了《谁的乌托邦》项目在佛山一家灯具工厂驻留的6个月时间，深刻影响了她的艺术生涯。她每周两次往返于工厂进行在地研究，记录工人的生活，跟他们一起做工作坊。“当时这个艺术项目的名称叫《你们在那里干什么？》，所以我决定把这个题目交给工人们，问一下自己到底在这里干什么呢。自己想一想。有人说为了生活，有人说为了家庭、为了兄弟姐妹读大学，等等等等。”

  工作坊期间，曹斐把工人们分为不一样小组，辅导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用现成材料创作装置作品。“未来组用装灯泡的银色包装盒做了个太空飞船，船舱上有感应器，观众走进去飞船就会亮。故乡组则用很多商品包装箱拼搭建了水井、茅屋、炉灶和桌椅。梦想组搭了一个迷你的螺旋楼梯，上面放他们宿舍的一帘蚊帐，蚊帐里头挂着一位工友画的国画，别墅、鸟、山和松树的画面作为他们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图景。”

  在长达半年时间的调研项目完成之前，曹斐几乎不会设想作品最后呈现的样子，艺术家强调用自己的感知去捕捉真实，因为真挚的情感远比想象重要。曹斐看到工人宿舍里放着一条漂亮的孔雀裙，“原来一位可爱的女工很喜欢跳舞，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进入工厂，然后我就邀请她穿着孔雀裙在车间里面跳舞。工厂里有一支工人乐队，年轻工人们下班后就在宿舍里弄一弄，我就让他们把整个乐队乐器都拉到车间里头演出，演出时他们背后的生产线上的机器还在轰轰作响⋯⋯”

  工人们就这样变成了临时的艺术家和梦想家，而曹斐也得以深入了解了中国新工人阶层的真实状况，并得以在中国制造业最辉煌的时期抓住时机，以此为题，观察，记录，创作。

  UCCA馆长田霏宇说，曹斐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批年轻艺术家。“她成长起来的时候，这里刚形成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圈。她就作为一个年轻人进来，跟我们大家一起玩。”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开始创作，让曹斐天然具备了某种使命。她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今天制造业都自动化了，当初的工厂已不复存在。中国制造业红利的时代可能也过去了，那个时代工人的生活形态也改变了。”

  曹斐同样观察并记录着向无人化进化的制造业：在一座大型的自动化物流基地“亚洲一号”里，仅有的两个男女工人和AI 机器人在工作中陷入了“无人” 与“人”及“非人”的情感纠葛。而早在中文互联网还处于BBS时代的2007年，曹斐就已经在虚拟世界中搭建了自己的城市，并沉浸其中生活了长达5年。将这部名为《人民城寨》的作品与《谁的乌托邦》《亚洲一号》并置，艺术家对于时代变迁的深刻关注清晰可见，同时也不得不让人感叹艺术超越时代的敏感。

  2003年，一个叫做“第二人生”的虚拟世界诞生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全用户都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城市和生活。一向热衷于流行文化和尝试新媒介的曹斐，决定在这个地方进行一项大型艺术实践。她花了一年多时间搭建了一座巨大的人民城寨，并且以中国翠西的身份在其中生活：建造，社交，跳舞，参与社团，甚至谈恋爱⋯⋯

  连艺术家本人也没想到，十多年后的元宇宙成为人尽皆知的全新概念。2022年，曹斐又在元宇宙的时代中创作了新的虚拟城市《多托邦》。回到熟悉的虚拟世界，她的心态比其他人更为复杂。15年前可以借鉴的东西太少，周围也找不到几个人能理解她在做什么。但是当街头巷尾都在谈论元宇宙，而现在的虚拟现实技术比起当时也没有显著的进步时，这对于艺术家来说还有吸引力吗？

  如果说当年在“第二人生”中的尝试旨在探索未知的未来与可能性，时隔多年后重回元宇宙的创作又被艺术家赋予了新的意义。比起一眼就能看出鸟巢、城中村等诸多中国元素的人民城寨，《多托邦》在时间维度上拥有了更多层次：“你会看到多托邦的主体是一只在空中漂浮的章鱼，支撑起一座纪念碑式的建筑。这座建筑的环状结构很像宇宙飞船，而宇宙飞船是我之前的项目‘红霞影剧院’演变来的。从设计的角度，过去跟未来在赛博时空平行地连接在一起，这个时空中是一种历史维度的延伸。”

  始建于1958年的红霞影剧院距离曹斐的工作室不远，最初是北京有线年代改建为电影院，曾经是酒仙桥地区的工人俱乐部。这里作为一个项目空间、一个研究对象，成为“红霞”系列的灵感来源。

  如今，在虚拟世界中进入这座“新红霞”文化宫，在红霞影剧院中曾经开展的观影活动，进化为各类线上文艺活动：驻留创作、展览或是座谈会。“新红霞”的海报招揽着新世纪的访客：“充满好奇的电子人类们，一起在丰富多彩的多托邦中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一片新天地吧！”

  就如同《人民城寨》在运营两年后永远地消失在比特海中，红霞影剧院也即将随着北京新一轮的城市更新在现实中消弭。但艺术家早已将其复刻留存在虚拟世界之中，由此赋予其永生。“《人民城寨》虽然消失了，但是它现在变成香港M+美术馆的永久藏品，整个城市的数据被复制下来。我只是把这个城市暂时折叠起来，未来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就能打开它。”而红霞影剧院只是在现实世界中承载着更多地理与历史的意义，更承载着一个时代工人与家属的集体记忆。曹斐同样将整座即将拆除的电影院扫描后以数据形式留存，放在VR作品里给观众进行体验。

  创作线索的脉络从未断绝，而它又是非线性的。记录时代，不断折叠，又不断回溯。曾经关注的焦点或创作的主题，时时以不一样的形态复现。曹斐说她近年来很喜欢用“回响”这个说法：比如又出现在艺术现场时已拥有不同际遇的孔雀工，比如在做《人民城寨》时想不到十多年后重回虚拟空间，又比如她与五条人之间的这次合作。

  早在10年前，同为广东人的仁科就看过曹斐的作品，其中就包括2005年的戏剧作品《珠三角枭雄传》。2021年曹斐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个展“时代舞台”时与他们才正式认识，随后她受邀担任五条人巡回演唱会“大时代歌厅”的艺术导演。

  舞台上的演出越来越热闹，背后的LED屏里，曹斐早期的作品《三元里》（2003）、《谁的乌托邦》（2006）以及新作《多托邦》《Oz》穿插播放着。广州与北京，现实与虚拟，过去与未来，在背景中无声地闪烁。

  ELLE：2007年的时候，大多数人对于虚拟世界还没有概念。你是如何决定要以这种全新的媒介形式进行创作的？

  曹斐：回过头来看，也许这是一种艺术的敏感性，更敏感于一些不为人知的表达，或者说敏感于时代的变迁。当时看到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已经有金融、教育、社交的属性，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将发生，就觉得应该在里面创建一些东西。

  于是我很快就决定了在虚拟世界里做一个自己的城市，并且必须要在这个城市里面打造一种生活。项目2007年启动，2008年搭建城市，从2009年开始运营到结束。前前后后花了5年。哪怕2008年底金融危机，对当时的互联网行业影响非常大，你也得守。幸亏这不是个生意，是一个艺术项目。一旦你决定了要把这里作为一个实验场，就要花上好几年时间去观摩、去打磨、去完成，这一段时间也一定要投入进去。

  ELLE：你的很多作品都是旁观的视角，但有时你又需要在地调研很长一段时间。在这种创作中，你个人的情感是重要的吗？

  曹斐：做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你一定要投入进去，一定要热爱被拍摄的对象。就像演戏的演员，你要入戏，要融入。

  这是一种focus，也是一种不放弃。就像《人民城寨》，运营到后面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快要陨落了，但我们还是坚持到2012年。“红霞”项目也是，我花了5年时间。你要跟你的创作对象去相处，去了解它。

  作为艺术家，如果不热爱你的研究对象，不热爱这个题材，你会很难把它做好，作品本身就会没有情感的张力。有了情感张力，别人就一定会感受到，会跟你的作品共情。作品是不会欺骗人的。所以这个也会让艺术家愿意投入精力和时间，而不只是追求效率。

  ELLE：今年是《ELLE世界时装之苑》创刊35周年，你在35岁的时候是怎样的？

  曹斐：2013年我刚前后生完了两个宝宝不久，是工作、生活和家庭最拉扯的时候。很想挣脱育儿，回到工作室，回归创作，但是小孩又需要照顾，内心很纠结。

  但那一年创作了作品《霾》，为了拍摄，我把一岁半的妹妹送进托儿所，她成了那里最小的宝宝。作品完成不久，妹妹就在托儿所得了手足口病，发高烧进了医院，随即又传染了哥哥和爸爸，他们三个都躺倒在医院里，我那时没阿姨，只有我一个人照顾他们，回忆起来非常艰辛，一个字“扛”。

  ELLE：你之前曾说过，直到生了孩子，你才想到自己的创作与女性身份是有关联的。

  曹斐：作为母亲，孩子会给你很多课题去面对，同时这些感受也会融入到你对全世界的理解里面。你如何正确地处理两代人的关系，怎么让子女开心，怎么让他们有所收获，怎么帮他们度过青春期，又如何在艺术创作上影响他们⋯⋯我觉得经历这些变化的关系也是很有意思的，促使你反思。

  我父母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耳濡目染，让我觉得艺术家的工作和生活是很有意思的，不是去上班或者开公司，而是围绕个体的独创性去开展。我也在用我的方式，希望能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的孩子。

  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反哺我的创作，在我的作品上有所呈现。过去我关心青年文化，关心工厂，都是他者的故事。现在有时候我会把自己的故事融入作品，甚至展现自己的生活。像《新星》那部电影里面讲的是父子关系，我儿子也在里面演了一个少年的角色。我跟女儿也在疫情期间一起创作了作品《不安之岛》，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走进了我的作品。只要走进去，就会变成一段亲密记忆，永远定格。就像我小时候父母帮我们做雕塑，做成坚硬的很难被腐蚀的大理石像和铜像。

  艺术家会用作品去表现爱，这也打开了作品里面的情感维度。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一种爱的表达。